叶燕斐
中国银保监局政策研究局巡视员
高校绿色金融研究联盟2018 年会主旨演讲嘉宾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高兴我又再次来到这个地方，同时也非常荣幸在这里做演讲。银监会倡导绿色信贷从2007年的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就开始了，到2012年有一个绿色信贷指引，再到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之后还出来了一系列的文件，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银监会的绿色信贷指引及绿色信贷方面的书都通过英文的方式挂在世界银行的网页中，并成立了一个SBN网络工作组以收集世界各国的制度，现在大约已有15个国家监管当局发布了自己版本的绿色信贷指引。所以我们银保监会的制度是最全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理论方面的工作还较少。恰逢其时，陈诗一教授发起成立中国高校绿色金融研究联盟，所以我是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过来的。接下来几个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在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构建我们自己的绿色金融体系，包括其内涵、概念、发展方向。生态文明理论的论述可能是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鲜明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系列的论断指导下，如何构建我们绿色金融的体系，绿色金融在整个金融中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不是一个前沿性、创新性、引领性的内涵。
第二，在我国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构建中，绿色金融发挥什么作用，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绿色金融在三大攻坚战中，比如在防止环境污染、化解金融风险和脱贫攻坚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可以做一系列的文章，可以结合中国金融把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更宏大一些。例如，绿色金融是否是金融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以及为什么是这个战略。更进一步地，就金融风险定价而言，正常的市场是不是已经非常聪明了，如果定价时已经将其纳入定价机制，那么也许就没有必要再倡导绿色金融。但是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例如这次美国股市的调整，我们现在所看的收益都是看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市场是不是把这个风险足够的估算进去，所以为什么这个引导还会起作用？作为政策引导和研究部门，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另外，我们现在的会计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环境的影响，所以绿色会计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会计，即如何在会计制度中反映未来环境或污染。例如，按照巴塞尔协议，不论是不是绿色，金融资产风险的权重就是百分之百。那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绿色权重的市场调低一点，比如50%、80%，把一些不是绿色的资产权重调的高一点，比如120%、150%。再者，在非信贷绿色资产计提的拨备到一些，这些都需要技术和研究支撑。现在整个平均的不良率在0.3-0.4%之间，并且处置的不良资产很少。如果说平均的不良率可能是2%，考虑到原始的不良率，小微企业可能是7-10%，但是在处理、核销及转让之后可能只有3%、4%。但是整体来说绿色信贷资产已经很少，而且针对未预期到的风险开展的资本计提，使得绿色信贷长期持续风险较低，是否意味着将来可以下调它的资本权重，这样对银行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这个理论问题涉及到内生的金融企业的激励机制，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研究。
第三，如何把金融市场做的更深入一些。首先是绿债市场，去年绿债市场发展得非常快，将近2千亿，银行占了60%，今年的绿债市场相对来说速度慢下来了，今年的绿债总发行量可能不一定会超过去年。这里便涉及绿债标准的问题，当然也在研究，包括发改委牵头研究什么是绿色产业或者是什么是绿色的项目。现在还缺乏用什么鉴定绿色的基础理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什么是绿色，比如，我们以碳排放还是以清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果进行鉴定，这是产业链条最终导致直接的排放或者是影子排放，也是一个多维的问题，如何进行鉴定和排序，更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怎样论证和评估，特别是对第三方市场的监管，中介市场怎样论证和评估，这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最近资本市场有很多民企的债发不出去，如果市场评价比较全面、准确，对债券的评级具有稳定性，它可能有渐进的边际发生变化，但不应该出现断崖式的情况，。其实绿债也是这个问题，怎样评价具有公正性、独立性。现在，国际对绿债市场非常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考虑发展绿色市场，最早俄罗斯提出来，他们到中国学习中国的绿色信贷，能不能到中国发行绿债。我们现在对国际收支特别是资本账户没有完全的放开，资本的流动不是说限制，但是摩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吸引进来、怎样发出去，能否在一定控制下在国际收支或者国际资本账户给绿色的金融债市场开一个口子，让绿色的金融债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流通起来，发展中国家可以到中国发债，中国也可以到欧洲发债，这样对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能对我们国际收支全面的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其次是绿色信贷，现在投入最多，大约8万多亿，占整个银行信贷资产9%左右，可能有的银行高一些。绿色信贷资产能不能直接转让？在转让中心，标准化资产可以通过理财产品投入，但非标资产一般来说公募理财资金不能进去，所以要区分非标资产与标准化资产。总体来说，目前绿色信贷的不良率较低，如果我们要支持绿色信贷的资产，可不可以将绿色信贷作为一个标准资产卖到其他机构中。与保险公司、年金的管理公司、社保基金相比，银行对企业的情况了解的更深入，而且有更大的、需要转移出去的信贷资产，转移出去就可以减少资本的占用。接下来是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过去的证券化中，发起人不需要持有资产，这样就造成刺激按揭贷款成为有毒资产，因为按揭了以后不持有，全部卖掉，可能信贷控制不严或没有很好首付款的信贷资产和证券化次贷就会形成有毒的资产，所以改革之后要求发起人持有一定的比例资产，美国的弗兰克法案改革之后有一些豁免，就是对比较优良的按揭资产可以不持有，我们国家规定一定要持有，所以像绿色资产证券化中要不要持有，能不能豁免。然后是绿色保险，正在推的就是能不能在环境方面有强制性保险。原来保监会也做了很多试点，比如浙江、江苏。各方面的呼吁很大，能不能在全国搞试点。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上位法的支持，如果没有上位法的支持，强推于法没有依据，会给企业增加负担。所以环境方面的强制保险理论依据是什么，需不需要，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公平性，不增加企业的负担。最后是碳金融市场，今年碳金融登记簿已经开始建立，也确定在火电行业，但是问题在于碳配额怎样发放。比如美国区域间市场，只要是煤发电，每个发电厂都要买一定的配额，而不是欧盟的市场是主副法则，也就是确定配额。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中，金融市场怎么做。
第四，如何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更好地使金融资源投向更好地反映未来发展需要的产业。从全球来看，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非常快，全球前四大银行工、建、农、中，全部是中国的。第一大银行工行可能是第五大银行资产规模的将近2倍，全球最大的具有系统性影响的保险公司是平安集团，因此我们的资产和体量都非常大。所以将来的金融资产现在可能是260万亿，长期的资产质量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前几年去产能的时候我们对银行资产非常担心，这几年相反，去产能可能把很多污染环境比较高的小企业消解掉了。过去银行支持的是环保标准比较好的大、中型企业，产品价格提升之后效益回升，反而使这块的质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从将来来看，我们现在可再生能源占13.8%，印度占10%，我们到2020年要求占到15%，2030年占到20%，全球发电资产2050年达到40%，火电平均年限不到十年，正常的运行基础应该是30年，如果在20年之后我们的可持续电力，特别是风电、水电、太阳能的竞争性很强，我们面临火电资产怎么样退出的问题。火电资产上游涉及到煤炭采掘行业、运输，如大庆铁路和很多散货码头依靠煤炭生存；下游涉及设备，哈尔滨、德阳、上海这三大发电机组的发电机组、汽轮机组等一系列产业连续的变化。我们如何调节整个金融资产的配置，能否根据碳排放的强度、城商行贷款的余额看看金融资产环境的依赖性和排放的依赖性，来判断我们面临退出的资产规模有多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引进外部因子的方式帮助金融机构长期的管理资产。在银保监会合并的背景下，银行业资产加上保险业资产，平均的久期很长，如果不从长远角度调节资产，将来可能会面临很大风险，所以我们希望监管机构给一个前瞻性的长远的指导文件。
第五，民营企业的问题。大家知道民营企业的成长很困难，特别在债券市场融资方面相当困难，现在已经有几家暴雷，可能有一些还比较困难。很多民营企业现在也支持国家非常倡导的环保产业，但是现在突然陷入了困境。调研之后，我发现很多陷入困境的环保企业所实施的项目都是要通过政府补偿或者是PPP项目，或者是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的。但是我们知道一般是中央定政策，省级政府负总则，市县抓落实，但是抓落实的市县是最弱的，因为税都在中央，然后再分到地方，再到市县就很少，所以过去都是通过影子资产，现在要清理债务，资金就不宽裕。虽然可以通过开通电费收费增加收入，但还有维稳的压力，所以非常难。难了以后能欠就先欠着，一旦欠了以后现金流就紧张，银行看到现金流紧张后到期就不做了。所以在我们推进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民营企业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治理的成本谁来分摊？很多人强调减税减费，这些都是赞成的，但是，我们要高质量发展，需要开支，很高的环境质量一定是高成本的社会。例如，丹麦的水价折合人民币40多块一吨，日本是20多块，中国的水价北京可能是最高的，才4块，南水北调到北京的影子价格就是8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样分担这个问题？否则没有形成一个成本内生化机制，我们很难支持。当然，不论是卖水还是污水处理，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将这类产品像一般消费品一样直接通过市场销售，因此政府在这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的公益事业本身的运营也需要更加透明化，公司治理更加规范，要更好的披露和执行。
第六，怎样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就是走出去，这个没有问题。假设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OECD11.2亿人口，加上中国14亿，完成工业化也就是25亿，但是全球有75亿，我们提倡中国是新型的信息化、城镇化，但是实际上造成了很多污染。我们希望走出来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走得好，这有很大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解决他们如能源资产、能源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国际社会利益相关者觉得中国的银行给“一带一路”国家贷的煤电太多了。例如，缅甸有50%的人口没有电，他们不想发展水电，主张发展太阳能、风电，但是居民付不起价格，因为光和水电的成本都明显的高，并且不稳定。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国际社会直接给这些国家的援助非常少，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这些发达国家消化不起这些可再生能源，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中国把大量的光电和风电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极大提高可竞争性。另外，交通的基础设施到底是建铁路还是建公路、建机场、建港口？这是一系列的问题。现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有很多技术标准，如我国今年修的隧道在数量、施工和效率方面都比欧洲高很多，但是中国的技术规范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国际的技术规范。再者，世界应该所用的技术规范是由美国工程师协会提供的，但是实际上中国在基础设施很多方面已经在全球方面做的最多，可能是性价比最好的，也是成本最低或者是最有效率的。另外，在国际社会中总是有一个行为标准，比如联合国有赤道原则等各种标准，包括保险机构和证券机构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原则实施，这样可以和国际社会在一个调上，否则通过什么样的披露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沟通。
第七，如何更好地支持区域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其中一个具有压倒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关键是谁，怎样共同承担责任，分担风险。比如怎样建立并监测排污权收费机制；沿江的化工企业怎样搬迁和规划；能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监测这22+6个大气污染城市；该区域中的一些重化工企业是否应该布置到沿海的城市中。如果没有这些规划就没有一体化和协调发展，但是有一体化、协调发展之后，财政就要有一定的配置，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大家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有舍有得。所以希望能形成机制，把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我也是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过来，希望学术界能进行更多的研究，让我们的工作方向更加明确，更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谢谢大家！
